中华自古多劫难，太初方定，始有人民，洪水肆虐，猛兽横行，禹王出世，六川陈序，九州攸同。于是铸造九鼎，以示天下康宁。鼎乃至重之器，造九鼎意在彰显华夏国威，镇服四方夷狄，国有重器之礼自禹而始。
上古时代，人的力量在自然面前显得微不足道，江海的浩瀚，山峦的巍峨，乃至风雨雷电，万物生息，天地的造化令人类敬畏不已。在周而复始的寒暑交替，山河变迁中，人类对自然的裁决任由摆布，惟命是从。不知多少世代之后，才有了后羿射日，大禹治水，抛开那些天马行空的神话想象，史载华夏民族的祖先之一禹曾率领中原部落族民疏浚水道，治理水患，这是早期人类文明改造自然的一次规模庞大的尝试，西方人依靠神谕逃脱了灭顶之灾，而中国人却是凭借人力征服了劫难，人类从此就以自主的姿态站在自然面前。治水成功后，禹划分天下为九州，倾耗国力铸造了九尊铜鼎，用以显示中原部落的实力，震慑四方异族。周边部落于是敬畏华夏的声威，纷纷臣服中原，夏族于此时崛起，九鼎重器也就成为天下稳固的象征。
商汤代夏，周武替商，分封天下，诸侯四起，乱世纷争，七雄并立，秦皇扫空六合，澄清玉宇，取荆山之璧，雕为玉权之形，篆文其上，号为传国之玺。权象征衡量天下，持玉权者即是天下至尊，玉玺传国之例自秦而兴。
原始社会发展到后期，商业逐渐兴起，在交换活动中，等价公平原则显得尤其重要。最初的交换在于双方的谅解，以自愿为准则；后来随着交换物品种类日渐繁多，单纯的谅解已经变得十分困难，必须有一种共同价值来衡量，这时商品量化的概念开始具有意义。权是早期的称量工具，一般为部落中最具威望的首领所持，通过称量判断交换品的价值，从而达到买卖公平合理，双方各得其所的目的。这种共识逐渐融入社会制度并沿着历史的脉络传承下来。秦始皇鲸吞六国，蚕食天下，完成了一统九州的事业，秦朝建立后首先推行的政策，就是制定天下的度量衡规范，可见此时商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重轻的地位。据传说，为了显示中央政权的至高无上，秦始皇令良工把和氏璧雕成类似于权的形状，作为称量天下，执政公平的象征，并命李斯在玉权上篆“受命于天,既寿永昌”的字样，代表着皇权的神圣和国家的繁荣，这种融合了鼎和权双重意义的宝器被称作“玺”，自秦以后所有的王朝都用玺来象征王权，多用金玉雕成，它取代了青铜九鼎成为历代皇权的凭证。
君有其国，人有其家，传国须有玺，传家亦有宝。古来世家，多有名器传承，以示秉续祖训，而求万代兴盛；世上望族，多有至宝珍藏，以为祛邪除祟，而求家业安宁。在中国文化中，器物的象征作用非常明显，剑象征信义，印象征公正，符象征责任，笏象征恭敬……这些符号化的物品，是凝固的文化形态，他们的存在，代表着文化的延续，至今经久不衰。
人生的天平需要权衡，人生的旅途需要归宿，纷繁的世界，躁动的人心，我们的文化理念更需要一种具象的符号来凝聚。在历史的沉淀中，玺的形象融合了鼎和权的双重象征含义，既是祛邪除祟，安乡靖远的宝器，又是视听圣明，天下为公的图腾。
酒象征精粹，金象征永恒，金镶玉玺在炉火纯青中浑然天成，至尊至重；清冽的酒浆荡漾着龙纹，金叶飘飞，锁住财富，锁住醇香。金玺置于厅堂之上，自有宝气升腾；藏于楼阁之中，八方福光聚拢；镇于华屋之下，平添王者尊贵；悬于殿宇之间，润泽百业隆兴。重者自尊，尊者自公，金玺更是澄心正意的明鉴，胸怀满腔赤诚，笑迎万国来宾。一尊金玺，承载着古老的文化绵延至今，化作醇香的体验，带来事业的金秋，收获世界的信任。
